檢察體系鷹犬化 台灣的法治信任搖搖欲墜

台北市前副市長彭振聲痛失妻子，當庭悲慟哭喊「檢察官要我的命」，震撼社會。他的悲劇不只是個人災厄，而是對台灣司法體制，特別是檢察權過度擴張與濫用的警鐘。當押人取供成為常態，當羈押不再是防範串證的最後手段，而是先行懲罰與政治施壓的工具，我們不得不問：台灣的檢察體系，是否已變質為權力的打手？

京華城案偵辦將近一年，民眾黨前主席柯文哲等人長期遭羈押禁見，卻至今仍無具體金流證據，檢調以九百頁厚重起訴書包裝辦案成果，實則內容空洞、指控模糊。其中，彭振聲也在羈押數月後認罪，成為檢方起訴柯文哲的重要關鍵。但彭振聲在得知妻子墜樓第一時間即嘶聲哭喊，「我認罪拚交保就是要讓太太安心…。」聞者無不鼻酸之外，痛心的指控與說詞，很難不令人相信。因此不少媒體指出，彭恐翻供，檢方剉咧等。

黨檢媒合作無間在台灣早已不是新鮮事。竟有媒體迅速以「來源不明千萬」影射彭妻恐怕是「畏罪自殺」。事實上，所謂千萬的財產不是新聞，也老早證實與京華城案無關。另外，還有人將悲劇導向長照議題，試圖轉移焦點，暗示彭妻恐怕是長期照顧婆婆導致身心俱疲導致。長照當然值得探討關注，但彭妻事件更值得追究的不應該是檢察官有無濫權甚至不正訊問嗎？為何在那樣的情境下，彭第一時間就是叩問檢察官良心何在？

值得聲援的是，社會義憤竟也成為檢調獵巫的對象。一位男子與女子，分別因為不滿檢調辦案粗暴，將涉案檢察官姓名與照片整理發布於網路。另一位不相識、毫無關聯的女子，或許同樣基於義憤，將圖片加工、寫上情緒性用語「命債命還」。兩位義憤填膺的市井小民，迅速遭檢方以「恐嚇」名義聲押禁見。兩人皆無暴力紀錄，無實質威脅能力，卻在沒有具體危害證據下羈押，明顯違反比例原則。從女碩士在網路上留下一句「陳菊走了嗎」遭辦，國民黨各黨部人員涉案先關再說。彷彿只要涉及綠營或危及綠營，微罪不但照辦還重辦。

有專家蒐羅列舉，此類案件若發生於美、英等先進國家，檢察官早已面臨違法訊問、程序瑕疵或濫權起訴的調查與懲戒。但在台灣，檢察官不僅無須為錄音中斷、偵訊不錄影、不開放勘驗等行為負責，還能主導媒體節奏，塑造對被告與其家屬不利的輿論氛圍，無所忌憚、明目張膽，令人不寒而慄。

當羈押變成審判前懲罰，當偵查不公開變成選擇性洩漏，檢調單位恐不再是法治守門人，而是權力的利刃、當權者的鷹犬。司法應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堡壘，而非政權的工具。檢察體系肩負公義使命，若任由鷹犬化的檢調恣意妄為，今日是彭振聲，明日可能就是任何一個無權無勢的你我。